洪丕谟的书法艺术

          洪丕谟，一九四0年十一月生於上海，祖籍淅江慈溪（今属宁波市）人。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届学术员，上海市大学书法教育协会会长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昼系兼职教授，华东政法学院古籍所教授。此外还兼任富春江书昼院、金陵书画院、板桥书画院等国内外上百家书昼院或协会的名誉院长、顾问等。书法风格清新俊逸，浑灏流转，具有独到的新理异态，人称“洪体”或“洪派书法”。创作之外，又动於笔耕，有《中国书法史话》、《中国文房四宝》、《禅者的态度》、《读书是福》、《霜秋红叶》等近百种箸作行世，向有“江南才子”之誉。

世间有真、善、美三个真理，人生便是追求这三个真理的。科学追求真，道德追求善，艺术追求美。人生在求得真、善之後，进而必须学艺术，便是为了求得人格的圆满。洪丕谟先生涉及命相、风水、梦文化诸学科，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。皈依怫门，诵经礼佛，但以智信，而不迷信，唯求增慧长智，可谓追求科学的真。他的道德、文章有口皆碑，经济之学人皆仲之，学富五车，彬彬有礼，也谓之追求了道德的善。他复又把感情移入到书法艺术中去―由於感情移入於艺术中，变成了艺术的感情，两者相融合，而发出了艺术的高调，由此断言丕谟也是追求了艺术的美。笔者以为，洪丕谟先生始终是在履行著因知识而求真，因道德而求善―因善而求美―因美而求书法艺术。

清朝杨守敬要求书法家“一务品高，二求学富，三须艺娴。”这三点做“家”的条件，丕谟都具备了。他为人处事崇尚《荀子》的“无冥冥之志者，无昭昭之明；无???钢?事者，无赫赫之功”的名言。论书法艺术则信奉“德成而上，艺成而下”，非常强调学问修养於作书的重要性。常言“为人鄙簿，字也鄙簿，为人高雅，字也高雅”，可知他的品高。他“耐得寂寞书海间，笔端流淌千万言”，静心研究学问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博览群书，深居简出，如今已出版近百种著作，涉及书画、医学、养生、法律、佛道、懦学、命相、梦文化等，上千万言，是证了他的学富。他潜心书艺近五十年，刻苦临习过柳公权、赵孟畹让?家的字，复又上溯二王、汉、魏，下涉明清诸家，熔百家之长，形成了自己书卷气颇浓的“洪体书法”，故而足称艺娴。

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，毛笔书法愈加失去了它的实用性。按理这时期的书法，该没有客观条件去追求纯艺术了。但由於人们的利欲，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，而把书法艺术当做了功利。一时间，书坛上的不正之风愈刮愈烈，拉帮结派，互相吹捧，参展唯亲。书法创作则愈益迎合时风和某些所谓“权威”的口味，不按自己的个性发展。这种书法创作的短期行为，阻碍了书法创作的健康发展。我师丕谟则仍是“八风吹不动天边月”，用净行的心，由其心的感动而去创作非功利的书法作品。他的书法不求眼前的福报，一丝不苟，独树一帜。由於他深谙用感情去创作书法，远功利，是艺术修养的一大效果！所以就免去了书法作品的流俗之态和创作中的枯燥乏味。然而眼下一些人利欲熏心，媚俗不堪，只为卖钱而写字，为能展出而迎合时风，形同机械，这都是缺乏艺术趣味所致。他们看似在玩书法艺术，但不懂得感情移入，所以与书法艺术实在毫无关系。书法由初期的实用为主而上升到如今的纯艺术，则是造物主怜悯人们生活的太苦，特留下这个叫“艺术”的东西来，以解脱人们的生活枯燥和苦闷。但令人失望的是，大多数人从事书法创作，不懂得艺术的真谛，不是用平常心去玩书法，而是负得很重的功利心去玩书法，拼上一切去争名夺利，劳其身心，这样岂不是又寻苦闷又寻烦恼？研究艺术，是为了得到自由的乐趣，所以在著手艺术时，创作者的心态理应自由舒展，不可患得患失。

洪丕谟先生近五十年的书法学习和创作，心地纯洁，不是为了欲达到某种目的而以此为手段，乃是为了艺术而艺术。他的书法创作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是一九五0年到一九八0年的三十年。这三十年，丕谟从十岁左右开姑对书法萌生浓厚兴趣，操起毛笔，踏上了学习书法之路。他先习过柳公权的《玄秘塔》，取柳字的体势劲健。柳公权有高尚的人品，曾经“笔谏”唐穆宗。穆宗尝问柳公权“笔何尽善？”即对曰“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。”“人正则笔正”的艺坛佳诂，影响著丕谟的学习历程，有了柳字基础，丕谟在他的父亲和中医老师的建议下，又学了赵孟俯的书法。赵字字体秀美，笔法圆活，风格潇洒超逸，这对丕馍初期清丽秀美书风的形成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

在十年动乱年代，好多人都去披“红”造反了，丕谟却在中医岗位上，见缝插铺地广读碑帖，苦临不辍。曾有一度，他还尝试用毛笔开处方，边工作边练毛笔字。打定主意只专不“红”的丕谟，在有了柳公权、赵孟钍樘宓幕?础上，用常人不可思议的毅力，先後又研习了好几十种碑帖，从古代优秀碑帖中汲取营养，采其风神和意态。七十年代初，丕谟有幸拜识文学艺术大家丰子恺先生，从丰先生游，感受到了大艺术家身上的艺术精神，耳懦目染，潜移默化，得到教益。丰先生乃弘一大师的高足，他的诗文书画具足禅味，超逸远嚣，丕谟书风中清寂超尘的风骨，想是受丰先生的影响。

八十年代是丕谟书法创作的第二个阶段。一九八一年，丕谟弃医从文到华东政法学院当教师，从此开辟了丕谟书法创作的历史新篇章。八十年代之前，丕谟的书法广学古人，刻苦临习，厚积簿发。进入八十年代，丕谟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齐头并进，更有了理性的高度。他书法风格的初步形成和硕果的取得，与他孜孜於诗、书、画理论的探求密不可分。他的书法论文《字中有笔》等在《书法》杂志和其他报刊上陆续发表，专著《历代题画诗选注》一书也由上海书画社出版。他就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时指出：“诗与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，研究诗与画，可以促进书法创作，提高书法创作的质理和开拓书法创作的意境。学习书法不能就字论字，更重要的是在字外求得，否则就只能落得个井蛙窥天的下场。”丕谟还强调多读书，曾云：“要改变人的气质和书法品第―最根本最有效的，自然莫过於读书。”他不但身体力行读万卷书，并且集中了一段精力，搞了不少的书论注释。先後整理点校了《承晋斋积闻录》、《法书要录》、《海岳名言评注》、《书论选读》等名著，嘉惠後学，对书坛贡献良多。点校注释之馀，他又另辑《古代书家轶事百则》（与沈培方合作）、《墨林轶事》等。

书论注释、书学研究和书法创作的同时，丕谟师还在报刊上大声呐喊，极力反对书坛互相标榜和吹捧之风，主张书坛应有正常的批评。他洞察时弊，敢於说诂，缄砭书坛不正之风。在《书法报》上发表了《书法应有批评》，言明书法创作的质量始终提高不上去，尤为重要的是不能开展书法批评的原因。《从个性、技法、审美三个方百来批评书法》一文，文笔犀利，振聋发聩，虽有偏颇，却开书坛批评当代名家之先声。可谓书坛披坚执锐的勇士，在书法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波。接下来又发表了《书界现状断想》、《书法批评叶公好龙的局面必须改观》等，在书坛当道棒喝，为人称颂。

在书法创作上，丕谟先生由於中年丧妻，一度心灰意玲，书法作品转为沉郁顿挫。经过阵痛，这一时期的书风，在书卷气中又掺入了睛空出世的禅宗意够。一种伤逝後四大皆空的情怀盎然於楮墨之间。此後上帝安排，又与姜玉珍老师结为秦晋。生活上的变化，使丕馍在书法创作中注入了新的活力。这时期他的书法线条郁勃流畅，苍古虬屈，一如苍松过雨，花气随风，翡翡芊芊，从中可以窥出丕谟师近几年浸淫书法理论、请求字外功夫的学养。一九八五年後，丕谟创作了不少径尺大字，或展或刊，面於世上。他的大字书法用笔爽爽有神，刚毅果断。笔致乾净利落，结体变幻莫测，计白当黑运用得非常恰当！禅机时露。果敢的落笔，映示他过人的胆魄。逸高的结体，足证了他的情趣。

如果说丕馍八十年代的书法是个人风格的仞露端倪阶段―那麽及进入九十年代，他的书法创作的第三个阶段，则是丕谟师学者型书家型一身双兼“洪体”书法的确立期。

九十年代初，丕谟以学者身份冒尖於国内外―海内外报刊称誉丕谟师是“奇人”、“江南才子”、“上海滩上一枝笔”等。他出版的著作之多―涉及百之广，使其英名远扬，在国内外读书界掀起了一股“洪丕谟热”。丕谟有此学养作底蕴，书法创作来得背妙就在情理之中了。书为心画，丕谟对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懦家中庸之道的深刻感悟；对禅家四大皆空，利乐有情，无住无相的体验；对道家致虚极、守静笃的实践；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消化、融合和应用；对人的彬彬有礼；对艺术界不正之风和权威的敢於宜言，反映到他的书法创作上，便给人一种清气若添，瘦劲通神，既文质彬彬，又沉著痛快的感觉。

集著名学者和书画家於一身的丕谟先生，独来独往的秉性，加上渊博的学问，孕育了他超人的才华和修养，时时间发著铙同道惊讶的智慧。他的书法中含有一种张力，即是作品由气出而发的、自内而外的自然开张。故而在书卷气中，又有吞吐大荒大漠之势。近年之作，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在当令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，名实相符者为欤并不多，丕谟我师以其亲身实践，证明了书论研究与书法创作齐头并进、字内功夫与字外功夫相辅相威是现代人学习书法克服盲目因袭、取得事半功倍效果的一条成功之路。若有急於求成，利欲熏心的浮躁情绪，往往欲速则不达。丕谟指出：“一个书画家风格的最终形成，是种日积月汇、水到渠成的过程，任何为创新而创新的做法，都将是无济於事的徒劳之举。”

    丕谟先生的书法艺术，可以说是历史传统、家学渊源和自己个性夙格三者的良好结合。他以他独标夙骨的艺术个性，立足当代，垂范後世，为人注目。